致我的股東同伴們： 我將不再撰寫伯克希爾的年度報告，也不再在年度股東大會上喋喋不休地演講。正如英國人所說，我要「安靜下來」。差不多是這樣。格雷格·阿貝爾（Greg Abel）將於年底成為老闆。他是一位偉大的管理者、不懈的勞動者和誠實的溝通者。祝他長久任職。 我將繼續透過我的年度感恩節訊息與你們和我的孩子們談論伯克希爾。伯克希爾的個人股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他們異常慷慨地將自己的收益與不如他們幸運的人分享。我很享受與你們保持聯繫的機會。今年，請縱容我先稍作回憶。然後，我將討論我伯克希爾股份的分配計劃。最後，我將提供一些商業和個人觀察。 隨著感恩節的臨近，我對自己在95歲時還活著感到感激和驚訝。當我年輕時，這種結局看起來並不像一個好賭注。早年，我差點死掉。那是1938年，當時奧馬哈的市民將醫院視為天主教或新教醫院，這種分類在當時似乎很自然。我們的家庭醫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一位友好的天主教徒，他帶著黑包上門出診。霍茨醫生叫我「船長」（Skipper），他的出診費從不高。1938年，當我腹痛發作時，霍茨醫生上門探診後，告訴我早上就會好轉。 然後他回家吃晚飯，打了一會兒橋牌。然而，霍茨醫生無法將我有些奇怪的症狀從腦海中抹去，當晚晚些時候，他把我送到聖凱瑟琳醫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進行緊急闌尾切除手術。在接下來的三週裡，我感覺自己像在修道院裡一樣，開始享受我的新「講台」。我喜歡說話——是的，即使那時也是如此——修女們也接納了我。更妙的是，我的三年級老師馬德森小姐（Miss Madsen）讓我的30位同學每人給我寫一封信。我可能扔掉了男孩們的信，但反覆閱讀女孩們的信；住院也有它的回報。恢復的高潮——實際上第一週的大部分時間都很危險——是我了不起的姨媽埃迪（Aunt Edie）的禮物。她給我帶來了一套非常專業的指紋採集套件，我立刻給所有護理我的修女們採集了指紋。（我可能是聖凱瑟琳醫院第一個她們見過的衛理公會孩子，她們不知道該期待什麼。）我的理論——當然完全瘋了——是一天會有修女變壞，而FBI會發現他們忽略了對修女的指紋採集。1930年代，美國人對FBI及其局長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崇拜有加，我幻想胡佛先生本人會來奧馬哈檢查我寶貴的收藏。我進一步幻想，J·埃德加和我會迅速識別並逮捕那個迷途的修女。全國性...